管新生作品——工人子弟(第一章)

2016/4/14 14:10:57

作者:管新生

——另一种叙事记忆


  第一章 跨界行动 工人新村

  1

  上海的城市地标是什么?据史料云,代表上海开埠至今的建筑文化很历史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诞生的以石库门为代表的前殖民时代的经典建筑,还有一类是体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这两种文化范畴,分别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记忆。

  而我,肯定是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上帝的命运之手轻轻一个拨弄,便实行了“跨界”行动——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父亲带领着我们举家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往了杨浦区的控江新村,一下子从石库门文化迈入了工人新村文化。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必定连片言只字的发言权也无。

  那年,我实足五岁。属于小赤佬一个,用北方话说,则是小屁孩。

  据一本已经发黄已经发脆已经老掉了牙的很古老的户口簿上记载,那一年为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

  至今在我记忆影像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长长的镜头:父亲埋头弓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车,是当年很常见的运输工具)在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着,车上端坐着我、奶奶、妈妈三个人——妈妈还时不时地下车去帮忙推上一把。呵呵,不对,妈妈的怀里还抱着一岁多的我的弟弟。在我的身边好像还胡乱堆放着几根长竹竿几块木铺板。那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家具,真的是穷得“清汤寡水”的无产阶级,就这样潦潦草草地开始了后来在理论层面上那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乔迁之喜。

  其实,当时是有另一辆劳动榻车和我们并行的,只不过拉车的是一个尚未婚娶的宁波籍小青年,所以他的车上更为简单:一桌一凳一老娘而已。他与我父亲为同一爿厂的老同事,此去大杨浦则更是成为了未来几十年出入与共的新同事。他们后来的工作单位皆为国棉十七厂。前些时日遇见了这位已然八十有余的老邻居,他至今犹记得当年他居住在8号,而我家则住4号。其实这4号8号并不真正属于他们,他们仅仅是房客罢了,工人们肯定买不起房子的,买得起房子的就绝对不那么工人了。那条弄堂唤作英华里——这三字乃是从已故作家毛炳甫先生的《算命纪事》小说集中查阅而得,在大自鸣钟附近。顺便说说,他们三人当年竟是同一爿厂子里的工友。这位老邻居姓李,至今我们见面都改不了沿袭几十年的称呼,唤他为:娘舅。而他则很奇怪地叫我:老管。当然,在我未“老管”之前,他是唤我“新生”的。

  相关链接:清朝光绪年间,日本有个名叫川村利兵卫的先后二次来我国,调查我国的棉花产销情况,后受日本内外棉垄断集团派遣,于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在沪西苏州河旁创建了第一家纱厂。很快,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成为在华最大的纺织集团,川村利兵卫时任总经理,他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力入侵的同时,疯狂进行经济掠夺立下“汗马功劳”。

  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枪杀顾正红事件”和沪剧《星星之火》“打死小珍子事件”都发生在这些日本纱厂里。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也正是由日本纱厂发生了一系列残害和打死中国工人事件后引发的。

  1926年,在公共租界劳勃生路(现长寿路)、小沙渡路(现西康路)交叉口中央,建起一座钟塔,这就是上海滩远近闻名的“大自鸣钟”。它的本名叫“川村纪念碑”,又叫“川村纪念计时塔”,这是日本资本家为纪念已故的川村利兵卫而建造的一座“功碑”。这座钟塔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证。

  大自鸣钟的范围东至现在的陕西北路,西靠常德路,南近安远路,北达普陀路。人们把这一带广义地称为“大自鸣钟”。

  1959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拆除了这座带有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建筑。

  这样的长途跋涉,拖家带口,他们的脚步不但不知疲倦,而且是一路欢快。童年的我,又如何理解大人们的心事?直到近几年创作长篇说部《工人》,翻阅史料方才恍然。原来在那年头,能住进工人新村,绝对是一大幸事一大快事,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自是从历史的故纸堆中一不小心泄露了时代的心事:“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不少劳模可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很光荣地住进工人新村的。那个时代的浪潮改变了我的一家,也影响了千千万万上海家庭的命运。

  尤为令人叹服的是,普陀的曹杨新村,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等等,当初连选址都是大有讲究颇具考量的,一毗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一紧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理工大学(原沪江大学,那时为机械学院),政府的良苦用心十分显然,期盼着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

  轻轻掀动历史的台历,每一页均隐隐绰绰风雷动。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列强争相划定租界,西风东渐,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纷至沓来,在沪上圈地、建厂。时至民国,此风尤甚。1865年9月20日(清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中国的现代工业从这里起步,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从这里诞生了。然而,直至1949年,尽管上海工人的队伍有如滚雪球一般日长夜大,偏偏却没有隶属于他们的一间住宅。史料记载,沿着大运河长江一线颠簸来到上海做工的人,大多依岸而居,有住在船上的,有上岸自己搭建了简易棚屋的,是为滚地笼,棚户屋。杨树浦的工人们则通过工人运动争取到了一些专供他们居住的工人宿舍,但此仅为凤毛麟角。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认识到了,工人新村的出现,从当年,时至新世纪的今日,甚至无穷远的将来,都已经恒久地走进了上海历史的回音壁,在上海建筑文化史上添增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崭新一页!

  现在想来,我忽然很钦佩父亲他们这种很工人很劳动大众的搬家了。毕竟,从常德路到马玉山路(今双阳路)的距离不是一眼眼远,够你大喘气一阵子的,等于是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赤脚量地皮。问问如今的青年人,谁还愿意如此徒步走一遭?保不准就会回答你:脑子进水啦?神经搭错啦?是呵,在有私家车出租车最不济也有助动车的今日,一切均变得匪夷所思。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我们的父辈、你们的祖辈,就是如此很愚公移山很自力更生地搬家的,而且小菜一碟。至于他们在这么漫长的路途中有没有歇过脚,喘过气,譬如上上厕所,抽一支老刀牌香烟(不不,当年已经与时俱进地改为了“劳动牌”),肚子饿了在街边摊头上来一碗阳春面?可惜,搜遍记忆无印象,只能很遗憾地随它去吧。

  相关链接:马玉山(1878~1929),实业家,追随孙中山的爱国华侨。为方便引翔港一带工人进出工厂,马玉山捐款重修了引翔港的道路,改名为“马玉山路”。 1931年9月,满洲事变爆发,关东军扶持成立了满洲国。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上升,上海的反日运动尤为高涨。1932年,位于华界马玉山路(今双阳路),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生产毛巾的工厂三友实业社门口发生了中日冲突的日僧事件,直接促成了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沪上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大约是下午,很接近傍晚的时分,我们来到了控江新村。不是那种居家在二楼、灶间卫生间在楼下的两层楼“两万户”,而是二楼三楼均铺有木质地板有着尖尖屋顶的三层楼工房,每一楼面四户人家,1室2室3室均为一室户,4室为内套的两室户,走廊里两个卫生间、一个浴室供公用,一个大灶间足可满足四户人家倚墙而立的煤球炉(后来则为煤气灶),外面还有一个七八平米含一大水斗的公共阳台。据说这种房型的设计在当年属于匠心独运——既可解决工人住房的困难,又能让你们时时感受灶间卫生间浴室阳台四家合用的“集体生活”。可谓面面俱到,足以体现政府的关怀。当然,也就此埋下了后来“邻里纠纷”的隐患,这是始料不及的。顺便说说我所居住的这个门号里陆续搬来的邻居,楼上楼下有南京人无锡人淮安人盐城人泰州人金坛人宁波人绍兴人等等江浙籍贯人士,当然前提都是厂里的工人,少数为科室干部。恰恰印证了上海人当中最多的是江北人、宁波人那句老话。另有一大好处,便是房钱出奇地便宜,我家是一居室,大约是13点9使用面积(当年好象鲜有建筑面积的提法,若按今天的建筑面积估算,则为28平米以上了),依稀记得房钱为每月几毛钱,这个价钱基本维持到1977年我们搬离了工人新村,好象自始至终没有遭遇今日像抽风似的跳价这一说。

  后来,我看到了风格迥异的左邻右舍们搬入控江新村的乔迁壮举:或如父亲一般的拉着劳动榻车,或直接步行过来的肩扛手提的大人小孩(估计原住地大概离此不远),或是动用一路飘洒车铃一路飞驰而至的黄鱼车——这当然属于有条件的人家。

  相关链接: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汽油供给受到了严重限制,汽年数量大幅度缩水,电车也因为战争发生而缩减了大部分线路。上海市区的交通任务,除人力黄包车、板车外,几乎全部由自行车和由其改装的三轮车来承担,这种三轮车因为常被市民小贩用来装载菜品贩卖,特别是用来出摊卖海鲜,当时的海鲜又以黄鱼居多,故后来上海人称这种三轮车为“黄鱼车”。

  说来好笑,就在大人们一惊一咋如同看西洋镜一般楼上楼下参观的当口,我已经不甘寂寞地奔出屋子到外面一个人白相去了——真的是“一个人穷白相”,尽管房屋林立,住户居民却甚少,大多人家还没来得及搬过来,于是孩童更少。至今犹然记得,房子外面遍地都是长得和我个头差不多高的野草,加上每一幢房屋之间的幢距又宽,哪像石库门弄堂房子,马桶挨马桶煤球炉挤煤球炉七十二家房客似的,要多闹猛就有多闹猛。幸亏那时还没到进学堂的年龄段,无缘拜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经典名句,只知道闷头瞎皮,从这一堆草丛流窜到另一堆草丛,从另一草丛又向那一边草丛作鼠窜。奔跑得正开心,乍一抬头,哎呀呀,怎么啦?西边的太阳怎么下山了?天色早已灰暗了下来。这才想到了回家。可是,满目尽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又一幢三层楼尖顶房子,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家家户户的电灯还没开,一片黑苍苍。家在哪里?父母奶奶又在哪里?唯见暮色飘浮,草影在摇。心中着急,脚下忙乱,头上冒汗。胡乱地奔跑起来,可无论奔跑到哪里,眼中景色不变:三角屋顶,三层楼房,三面草影。后来总在想,自己一定是踏进了父亲经常讲的诸葛孔明布下的“八卦阵”故事里了。天欲发黑了,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境界中去了——不不,风吹草低根本见不了“牛羊”,见到的只是自己被初升的月光抛在地上的孤零零影子。虽然自己的智商一以贯之地不那么高,但是笨小孩自有笨小孩的笨办法,我记起了新家在三层楼的第一间,当新村里终于燃亮了电灯的时候,我就把寻觅的目标锁定在了东边屋山头的三楼。灯亮着,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拐向另一幢房。就这样,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家——家中的灯下只剩爸爸一个人,奶奶和妈妈则去寻找失踪的我了……

  这一节“搬家历险记”,成了我人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印痕,也成了一个最经典的笑话。要是回到弄堂时代,肯定不会如此这般狼狈地找不到家门。也许,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相遇的石库门文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罢。

  相关链接:1974年,阿尔巴尼亚中学生青年足球队在上海访问期间,参观的地方中,除了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工业展览会,就有控江新村。1977年,日本田径团访沪,也在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之余,参观了控江新村。控江新村不仅是工人的荣耀,也是那个时代新中国乐意向外国友人展示的幸福生活样本。

  2

  孩提时代的我绝不可能把自己拔高到很文化的层面去观察问题剖析问题,但却可以切身体验周遭环境的巨大变异。

  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钉橄榄核这些曾经风靡弄堂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游戏正渐渐离我远去,只剩下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白相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好大好宽好舒畅。

  当新村里的小孩渐渐增多的时候,很多非弄堂式的游戏顿时流行了起来。比如在屋山头成群结队大呼小叫地“老鹰捉小鸡”,比如在整个新村里漫无边际四处奔跑地“逃江山”。而我最有兴趣的则是在小花园里踢足球,我们这个门牌号里的五六个孩子组成了松散型的小小足球队,隔三岔五地就和其他门牌号里的足球队举行比赛,值得自豪的是“过招”的结果常常赢多输少,十场比赛总会赢上个七八场。也不知为什么,当年踢球的孩子个个都喜欢赤脚,于是人人便成了飞奔在绿茵场上的“赤脚大仙”。说来难能可贵,我们这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居然能够从童年一直踢到少年,横跨学龄前,小学,直到“文革”中期的中学毕业,真是可圈可点,源远流长。那时,我在球队里永久地担任左扑右挡的守门员,直到在鼻梁上架起了风度不凡的“嘎梁”(眼镜),才恋恋不舍地从绿茵球场退居到了观众席上。至今仍记得球队里有一个小女孩,人唤“野鸭子”,是踢前锋的,极具爆发力,踢出去的球势大力沉,如若放在今天,焉知就不会是女子足球队的一员猛将?后来才知道,她的芳名就是“雅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她那在美国的父母来了上海,把她接到大洋彼岸去了。其时我们的足球队早已烟消云散各奔东西,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分配工矿的日班夜班“三班倒”了。即便如此,“足球梦”依然缠身不去,有一回,古巴国家青年队来上海,在江湾体育场与上海青年队踢了一场,我们这些小伙伴球迷徒步穿过了工人新村后面的大片农田和乡村,花了一二毛钱去现场买票观看,不料上半场结束时,天降大雨,咬牙坚持到最后,个个成了痴心不改的落汤鸡“粉丝”,最后还得踏着一地泥泞一步一滑东倒西歪地回家。

  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营口路便与一大片碧碧绿的田野遥遥相望,有着青青的小河水,有着高高隆起的坟墩头,还有一座国民党残兵败将溃逃时遗下的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大碉堡。至于那个绕河蜿蜒在绿树荫中的村庄,记得唤作石家浜,当真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现在统统不见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延吉一村二村直至七村。

  相并链接:控江路位于上海市区东部,民国15年(1926年)始筑,当时地处上海公共租界的北侧华界,大上海计划的南部边缘,初仅为黄兴路与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中间的联络支路,用以方便市民前往远东公共运动场(今黄兴公园东侧)。“控江”二字,来源于上海县地方志中“华亭县负海控江”一语。

  下河游泳拷浜捉鱼,似乎成了我们在每个夏天必做的功课。游泳堪称一流的是邻家男孩小荣,随便你把什么东西诸如手绢纸船芭蕉扇往不停流动的河水中扔去,他一个猛子扎下去,待得从水中露出面来时,保管那些顺流而下的东西全都抓在他的手上。最精彩的一幕是,他突然会在一群悠闲自得漂浮在水上的鸭子或白鹅中间冒出头来,边甩着水珠边看着惊慌失措四下逃散的鸭和鹅,常常得意非凡地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至今犹自在我耳边回荡,只可惜这画面已经化入了历史大树的年轮。

  在芦花飞扬的季节,隔壁爷叔偶尔会带着我去打鸟。我到今天还没能搞懂弄通他带我去的究竟是什么地方,是沿着营口路一直走下去的卢家桥河边,抑或是向右拐穿过观音堂路(今佳木斯路)军工路到黄浦江畔?印象中,那是一片好大好大的水域,好开阔好开阔的视野。还有一片芦苇荡,还有一轮夕阳正西下。隔壁爷叔的打鸟武器是自制弹弓,射程不太远,但他的“眼火”极准。这一来,收获便可想而知,除了射落几只停落在不远处觅食的麻雀之外,便一无所获。于是我就在想,其实在我们家门口的电线杆上不也常常有过路的麻雀栖息吗?根本犯不着如此五斤夯六斤地跑到这么大老远的地方来。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隔壁爷叔几乎是嗤之以鼻,说,侬这小囡不懂的,我上次到这儿来就打到了一只野鸟,老大老大的,像白乌居(上海话:白鹅)那么大!

  自打说了这话以后,隔壁爷叔就基本上不再带我去打鸟了。那时候我在想,不带就不带,有啥稀奇勿煞的啦,反正好白相的东西多来西,我自己也好去白相格。现在想来,隔壁爷叔当时打到的大概是大雁,或者就是天鹅之类。有时也反思,幸亏此事发生在动物保护观念淡薄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如若放在今天的话,你惹得起也躲不起,迟早要被鸟类保护协会的人们大张旗鼓地来一番网上人肉搜索,尔后是公开你的身份你的单位你的地址你的家人,彻底曝光!保不准还会雄赳赳地打上门来声讨,一不小心便让你落得个“虐待小动物”的罪名,十恶不赦!

  阿弥陀佛,隔壁爷叔。

  其实少年时代白相的东西不要太多哦!随便说说,军长师长“排牯绵”的军棋,楚河汉界的象棋,黑白世界的围棋,有那么一个阶段痴迷得我神魂颠倒。一桌二椅一棋盘,两人相向而坐,一旦开局便成了没日没夜废寝忘食的厮杀。输了棋的人不甘心,再下一盘;赢了棋的人感觉良好,手下败将哪里逃!其实彼此都是菜鸟,像我等这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哪里出得了骨灰级的人物!呵呵,暂且打住,下棋自是棋文化,与石库门无干,与工人新村无干。但有干系的是,下着下着,忽然觉得脚面上痒酥酥的,低头一看,伸手一抓,哇哈,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螃蟹!当然,它肯定不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还没转世投胎呢。妙不可言的是,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每逢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时令,亲爱的蟹们常常会十分友好地爬上你的脚面咬住你的裤管,绝不放手,恳请你给它以享受清蒸白灼的优惠待遇,而后让你大快朵颐。这样的“白食”,唯有家居工人新村之人有福享用。

  不过,当时最吸引我眼球的,莫过于在田野里放飞风筝的人。尤其是早春或深秋时节,菜地里结束了一季菜蔬的收割,放风筝的真是人山人海。地上大人小孩放肆地奔跑,天上各式各样的风筝争奇斗艳,如此蔚为壮观的景象在石库门时代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不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试想一下,手里握着缠线板,几步奔跑,一拉一扯,风筝乘风扶摇直上;手腕一动,风筝高高在上引吭高歌;用力一提,风筝翅尖一斜直冲云天!多神气活现,多有派头。真牛!

  可惜,我只是很君子风度地在看,偏偏自己无法体验放风筝的快感。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风筝。

  那年头没有现今发达,花点银子就可以去城隍庙商场里购买一个足够大足够花俏的风筝。对不起,全都是自家巧手制作的。

  我没有这么一双巧手。

  我没能想到的是,母亲有。

  在得知了儿子的心事后,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那么多花花绿绿的纸头,还有细细长长的铁丝,并且熬了一盆糨糊,剪呀扎呀糊呀,忙活了整整一个通宵。当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一只硕大的牛首风筝正静静地趴伏在我的床前,一望情深地凝视着我。默默的。

  那个下午,我和父亲七分高兴三分骄傲地把牛首风筝在田野上放飞了。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是己丑年生人,属相为牛。

  我忽然明白了,我放飞在天空中高高翱翔的,哪里是风筝,分明是母亲深深的祝福和心愿。

  3

  谢谢工人新村,给了工人子弟一个很工人的童年。

  细细想来,我的童年恰恰也是工人新村的童年。

  无邪。天真。阳光明媚。